今天是国家图书馆馆庆第二天，上午继续是图书馆的国际化：促进知识的全球共享国际研讨会，听了张晓林和朱强等大腕的报告。朱馆长特别提到了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之间的渊源，其中有曾经在西编组工作过的梁思庄，后来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顺便想起来，过去在国家图书馆西文采编工作过的文化名人很多，其中有图书馆学家梁思庄（做过西编）、翻译家何兆武（做过短时间西编；我特别喜欢看他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前几天商务的老总说这本书创了记录，重印了16次！他在《上学记》里提到了图书馆工作的经历）、翻译家梅绍武（做过国际交换）、哲学家张申府（做过西采；我亲眼看过他用小楷写的卡片，但是现在是大海捞针，无处寻觅了）、出版家郑效洵（我和他还共事过）等，今后大概很难再有了。
下午是“世界图书馆馆长论坛”，听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图书馆助理馆长、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博士的报告。
中午回到办公室，看到了馆里发的邮册、画册和馆史。看到画册里有不少我的影子，还有一张我拍的照片（N多年前获得过摄影比赛二等奖），很觉得高兴。
馆史基本是按时间顺序写的，其中的附录中多次出现了的名字。不过大家在翻阅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倒也不是严重的问题。
馆庆接近尾声，我们马上要准备下周的会议。事到临头，还有一些没有落实的事情。大家出谋划策，下午基本都解决了。
我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人办事情总体比较认真，而且有规矩，讲面子。外国人开会，大多数是很简单的——没有会议资料（自己打印或者看电脑），没有条幅，不拍正规的合影，不排座次，吃饭很随便（没有中餐馆的包间），没有礼品，不接送，甚至有一些会议连水都不提供。所以，在中国开国际会议（特别是纯粹的国际会议），我就觉得左右为难。如果太考虑中国特色，外国人会觉得奇怪；如果不考虑中国特色，领导和同事责备也不是好受的。如果我把会议安排成巴黎国际中心的会议那样，自己到旅馆，第二天直接去办公室开会，没有指引，没有签到，没有纪念品，别说外国客人是否能接受，我的领导和同事就不会答应。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体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的传统，让大家以后留个念想，不丢中国人的脸。筹备工作的成败似乎比会议本身的成败更重要一些。
举办国际会议，有一点是比较省事的，就是不用准备饭，大家自己到附近的餐馆吃饭就可以了，我们最多提供指引和参考意见。老外要吃茶点，中午本来就吃得很少，所以也简单。
记得前几年我有一次在地方上组织会议，取消了主席台，大家都觉得不习惯。没有想到，国家图书馆去年和今年有好几次会议，都取消了主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