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姜火明
毫无疑问，编目是图书馆的基本工作，在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上，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主任顾犇坦言道：图书馆可以没有其他业务，但不能没有采访和编目。顾犇同时还是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的主任，在他的心目中，编目的位置何其重要。
但显然不是这样的，图书馆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提供公益性的服务才是第一位的，这也是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基础。更别说，如今编目外包非常普遍，编目人才队伍逐渐萎缩，很多图书馆坐等现有编目人员退休，而宁可将编目业务外包，也不培养新的编目人才。
4年前，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所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编目规则的统一上，而4年后的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上，编目规则统一已经不是问题。规则还没有统一，而当下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社会化和网络化的环境下，图书馆编目将何去何从？
作为图书馆编目界的资深专家，顾犇的观点其实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这种愿望感染了每一位与会者，大家纷纷表示，希望缩短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的会期，可改为两年一次，甚至一年一次。他们衷心希望通过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这样一个平台，团结协作，寻找编目的方向和未来。
图书馆社会化 编目边缘化
很多编目从业人员反映，馆长不重视编目，看他们的神情，一律比较委屈。在他们看来，馆长不应该不重视编目，编目可是图书馆最核心最基础的业务工作。
可是馆长为什么要重视编目呢？如果某馆长不是图书馆专业出身，还则罢了，因为他不太熟悉,甚至不懂；如果是图书馆专业出身，不重视编目似乎说不过去。
果真如此吗？
中国图书馆学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资源建设部副主任宋文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例:一次，她用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OPAC系统查找一本图书，书是找到了，但信息不全，需要找到样书进一步核实，她费了很大的周折都没能找到样书，无奈之下，便打开当当网，查找、下单，第二天就收到了那本书，虽然花了一点钱，但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宋文的经历应该不是特例，估计很多图书馆的馆长也遭遇过。用图书馆自己的OPAC系统，用搜索引擎，还是去当当网、卓越网？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大多数读者，包括图书馆的从业者在内，更倾向于使用搜索引擎，而不是图书馆的网站。
由此，馆长不重视编目也就不难理解了。编目是为了什么？很显然，是为了方便读者使用，如果编目不能提高读者使用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效率，编目的价值又该如何体现呢？
图书馆在被社会化，而编目却在被边缘化。一进一退之间，凸显了编目的困境与无奈。
虽然面临社会化的冲击，但很难说，编目的困境不是编目界自己造成的。在现阶段，图书馆界所津津乐道的编目，与普通读者没有任何关系，普通读者可以不知道编目是个什么东西，但编目不遵守读者至上的原则，只是在自娱自乐，将毫无出路可言。
以搜索引擎为例，读者不会在乎其后台纷繁复杂的云计算或者框计算，读者在乎的是前台的便捷与搜索的结果，这就是市场竞争的法则。
或许编目最大的问题在于体制问题，因为国内的图书馆不是企业，依附于图书馆的编目在市场意识上先天不足，编目没有推向市场，用户至上将永远是一句空话。
专业化的辩证法
编目是专业化的，曾几何时，图书馆的编目员是图书馆人才中的人才、精英中的精英，编目员也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
随着馆配市场的兴起与繁荣，出版发行界，特别是馆配商，开始为图书馆提供MARC数据。对于这些数据，图书馆出于本能而看低与不屑，这些数据被称为采访数据，或者毛坯数据，图书馆基本不用这些数据进行编目，往往，他们宁可牺牲时效性，也要等到样书在手，重新录入一遍，以保证编目数据的专业性。
正因为此，很多新书到馆半年甚至一年多，都不能上架提供借阅服务，究其原因是数据还未编好。
近年来，出版发行界与图书馆界沟通与交流较为频繁，很多馆配商的数据都是委托相关图书馆来进行编制的，因此数据的质量大幅提高，使上述情况得到了改善。
但数据的质量问题仍然突出。主要原因是编目各成体系、各自为政造成的，所谓恶性竞争。
目前，全国有五大编目系统：以国家图书馆为主的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主的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以深圳图书馆为主的地方馆文献联合采编协作网、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联机联合编目系统和上海市文献联合编目中心。
很多图书馆同时是这五家编目中心的成员馆，成员馆依托编目中心上传和下载数据。一般来说，下载数据的价格远低于上传数据的价格，而一些成员馆为了追逐利润，增加上传数据量。但这些数据往往都不是他们自己编制的，而是从馆配商那里获取的免费数据，或者是从网上，甚至是从其他编目中心下载的数据，这些数据要么大量重复，要么离编目界所认可的MARC数据相距甚远。
李逵遭遇了李鬼，但反过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编目的社会化已经无所不在，遍地开花，从某种程度上说，强调编目的专业化其实是拒绝其社会化的托词。
正如云计算一样，你说云计算专不专业，WEB2.0/LIB2.0专不专业？答案无疑是专业，但专业化只是基础，社会化才是目的，专业化服务于社会化，反过来，社会化又会促进其进一步专业化，二者绝不冲突。
中国编目界集体失声
“编目”一词是舶来品，但中国自古有之，为目录学。中国拥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是诞生书籍最早的国家，目录学远自商周时期已见端倪。西汉刘向父子编撰《别录》、《七略》，目录学开始成为一门学问。中国的目录学不仅包括了现在的编目工作，也包括了参考咨询工作。
而现在，我们一味追求国际化，向以美英为代表的英语国家看齐，以他们的规则为规则，缺少自己的声音。
编目界言必提ISBD、FRBR、AACR、RDA等外来词汇，当然还有OCLC，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RDA（资源描述与检索），其实就是英美编目条例（AACR）的第三版，该规则将于今年6月份颁布，国际图联（IFLA）力推RDA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通用的编目规则,用IFLA的话说就是“鼓励用作元数据应用框架中的内容标准”。
据说，RDA有3000多条，看完一遍都非常困难，更别说在实际工作中去灵活地加以应用了，规则的初衷肯定是好的，但为规则所累也不是绝无仅有。
更大的问题在于，在制定这些规则时，中国的编目专家何在？他们的声音何在？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没有？
如果只是一味地邯郸学步，我们永远只能落后于人，人云亦云。
当国内的编目界因为编目规则统一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时，也许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连制定规则的主导权都丧失了，这种争论还有意义吗？
当年，百度并没有屈从于Google的压力被其收购，而坚持上市，最终打造了中文搜索第一品牌，并且在中国市场上打败了Google。这个案例用在这里也许并不恰当，记者对编目规则也知之甚少，但知识都是相通的，如鲁迅先生所说：世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规则不也是如此吗？编目并没有规则，用的人多了就成了规则，中国无论是人口还是文化，都不逊色于英美国家，为什么我们的规则不能够成为全球通用的规则呢？
总之，无论何种原因，一味向英美国家的编目规则看齐，总是一种悲哀吧。
编目的未来
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控制的未来》指出：书目控制的未来将是合作的、去中心化的、国际范围的、基于WEB的。它的实现将出现在与私营机构的合作，与图书馆用户的积极协作中。数据将从不同来源获取，变化将迅速出现，书目控制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应该说，这个结论为编目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国内外编目界常以此鞭策和振奋信心。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编目专家“编目精灵”也参加了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在会议前夕，她的著作《编目的未来》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该书是她的博客文章结集，书名一语双关，用“编目精灵”自己的话说，既有前瞻之意，又隐含“编目有未来”。
书中总结了互联网时代编目的四大趋势：编目格式简单化、编目外包普遍化、数据来源多样化、联合目录本地化。而博文中，像“MARC、MARC，为什么不死？”和“Google图书搜索成为世界OPAC？”等文章，都是发人深省的。
“编目精灵”似乎也赞成由RDA来一统江湖。
关于编目的未来，国内编目界还是信心满满的。
吉林大学图书馆的方微老师在《21世纪对图书馆编目工作的重新认识》的报告中指出，只要纸本文献存在，编目工作就存在。
她认为，编目工作的未来应该以全面深入揭示信息资源体系为主，以揭示馆藏目录为辅。
只有编目才能把杂散的信息资源有序而系统地加以整合，全面而深入地揭示出来。
说到底，编目的未来在于向中国传统的目录学“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职能回归。
方微的报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也许，对国内编目界而言，是到了该回头看看的时候了。
原载：《图书馆报》，2010年6月11日，第A06版（PDF格式）
回上一级 / Back to the Previous Level
update 6/11/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