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胶东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和山东省委失去了联系，我也遭到了通辑。党组织让我暂时躲避一下，并且给我一个任务，到北京去，设法和上级取得联系。就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日期，我初次来到北京。没想到，蒋孝先在北京大搞白色恐怖，北京的党组织也被破坏，我找不到联系人。在这腥风血雨之中，我无处可去，于是想到了图书馆，想先利用这段时间看看书，伺机寻找党组织。于是，我成了北京图书馆的常客。每周总有两三天在图书馆中度过。
1934年，胶东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和山东省委失去了联系，我也遭到了通辑。党组织让我暂时躲避一下，并且给我一个任务，到北京去，设法和上级取得联系。就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日期，我初次来到北京。没想到，蒋孝先在北京大搞白色恐怖，北京的党组织也被破坏，我找不到联系人。在这腥风血雨之中，我无处可去，于是想到了图书馆，想先利用这段时间看看书，伺机寻找党组织。于是，我成了北京图书馆的常客。每周总有两三天在图书馆中度过。
那时，我通过老乡的关系，住进宣武门外的山东会馆，每天徒步到北海公园侧畔的北图，饿了就买个烧饼夹油条充饥，有时能喝上一碗豆腐脑，就感到是一种享受了。在这期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当时译成中文的大多数外国进步书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政治书籍。我对文学特别感兴趣，尤其喜爱18、19世纪法国、俄国文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还有日本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现实主义作品我阅读了不少。我更深切地感到了社会的不公，激发了我对正义和进步的追求，更坚定了自己对革命的信念。
1935年秋，我已经和北京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组织上指定我负责恢复北京“左联”，开展党的工作。我开始在“左联”任组织委员，后来又任书记。“左联”中有一个成员，他父亲在殷汝耕手下做官，但对国民党、共产党都保持了联系。于是，我们“左联”的几个人就在这个同学的家里聚会，在他父亲的资助下办起了进步杂志《泡沫》。在办杂志的过程中，我当然还是经常去北京图书馆，为的刊物寻找材料。由于宣传了进步的思想，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该杂志不久后就被反动政府查封了。我们不甘心就此罢休，又用同样的字体、同样的封面出版了《浪花》，但又被反动政府查封了。这是，组织上为了我的安全，通知我暂时不要再办杂志了。
这是，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到北图去。我利用看书作为掩护，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当时图书馆的服务很好，看书看到一定到时候，接头的时间到了，我就把书还给管理员，告诉他我过一会儿再来，他就会替我暂时保管。我出来和我的同志相会，或者依靠着汉白玉栏杆，或者躺在草坪上，装做休息、闲谈的样子，开展自己的工作。有一次，组织上通知我，中国大学有个青年学生“小宋”不满现状，追求进步，读过一些进步的书籍，要我找他谈心。我们俩就趴在北图的草坪上交谈。他说，国民党太腐败，没希望，要找共产党干革命。我就发展他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才知道这个“小宋”就是我们的建材部部长宋养初同志。那时，我搞建委，他抓建材，本是一个系统。我们尽管在工作中经常见面，但是我们这些人一心只想抓革命，搞建设，眼前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谁也顾不上回忆往事。如今，我已老了，养初同志也已去世。回忆往事，想起许多牺牲了的同志，心中无限惆怅。
文革期间，我白天挨批斗，晚上抓生产。李富春同志看我受不了，向周总理建议，谷牧同志每星期出去（指挨批斗）两次行不行。总理说，一次都不要去了，就让他住到中南海里来。于是，我可以尽全力去抓生产，协调了全国各地的物资供应。同时，我也可以有空走出中南海，到北图重读一下马列的书。那时真是百感交集，焦虑万分。但我坚信，这一混乱的局面不会长久，我们的党总有一天会领导人民重新走上建设和发展的道路。
我记得，总理让我陪他到黑龙江视察。经过山海关，总理让飞机低空绕了几圈，要我和他一起看看那里的火车密度。我看到火车很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总理一面说话，一面看着大海沉思。我一下子领悟了，总理是想从海上找出路。果然，等我下放回来后，总理让我去抓港口建设。经过三年的努力，港口的面貌发生了变化。我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已经病得起不来了，他满意地笑了，问我能不能再抓一下空港。这是总理交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可是因为当时航空事业归军队管，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回首往事，我感到总理是多么地高瞻远瞩啊！
70年代末，北京图书馆建新馆的工作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我知道这是经过总理生前关心和批准的。现在，总理不在了，完成总理的遗愿当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北图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国家的文化宝库，我了解北图，我热爱北图，我当然要尽全力去支持。在北图新馆的筹建过程中，我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设法解决，让这个东方文化宝库早日屹立于古都北京，造福子孙后代。
现在，我已经不能象年轻时那样再看很多的书了。但是我还常常在想，什么时候再到北海侧畔的北图去，到自己过去坐过的位子上去坐一坐，在汉白玉的栏杆上靠一靠，在草坪上躺一会儿，重温一下当年干革命的情景。听说现在信息技术很发达， 在家里安一台计算机， 就可以看到图书馆中的东西。什么时候能给我家里安一台这样的计算机，我就不用再象过去那样徒步行走几个小时，去北图看书了，那多好！。
《光明日报》，1996年8月31日，第2版（“名人与图书馆”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