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重重
前景美好
图书馆编目统一原则“武汉宣言”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姜火明
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于4月23日～24日在武汉召开，本次会议原定代表80人左右，实际来的代表超过了120人，这是会议的举办方所始料不及的，足见图书馆界对编目工作的重视程度。这次会议旨在为统一全国文献编目规则制造声势、献言献策，应该说，会议很好地实现了这个目的。社科院图书馆联机编目中心主任胡广翔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会议能够发表一个原则声明。无独有偶，在24日下午的总结大会上，上海大学图书馆赵伯兴老师代表各小组汇报讨论结果时，强烈呼吁大会组织者能考虑发表一个“武汉宣言”。目前，“武汉宣言”还没有正式的内容，但是却呼之欲出，其实质上呼应了《图书馆专刊》上期的主题：呼唤编目规则的统一。用上海图书馆的代表丁建勤的话来说，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应该本着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原则，鼓励多方参与。制度比技术更加重要。
山头林立
各自为战
用“山头林立、各自为战”形容国内图书馆编目系统一点也不过分，CALIS、中科院、社科院自不必说，仅公共图书馆系统就存在着三个联机编目中心：以国家图书馆为主的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OLCC）、以深圳图书馆为主的地方版文献联合采编协作网（CRLNet）和以上海图书馆为主的上海市文献联合编目中心。全国联编中心上传一条数据是3元，下载一条数据是0.3元。深圳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编目中心上传和下载一条数据分别是2元和0.2元。
全国联编中心成立最早，时间为1997年10月。深圳图书馆的地方版文献联合采编协作网成立于2000年。上海市文献联合编目中心则成立于2001年。这三家联编中心没有业务往来。有意思的是，深圳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都曾经是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的创始成员馆，但是却从来没有向全国联编中心上传过数据。
深圳图书馆冠之以“地方版文献采编”，避开了与国家图书馆的“全国联编中心”的直接竞争。上海图书馆没有这样做，其面向的同样是全国的图书馆，这就不可避免埋下了与国家图书馆直接冲突的“导火索”。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在国内图书馆中一直是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在外人看来，上海图书馆成立编目中心是二者竞争的延续。
众所周知，在编目系统中，全国联编中心与CALIS的分歧最大，也是最为人所知的，因为全国联编中心与CALIS都拥有比较多的技术人员，系统之间的分歧其实是人的分歧。这种分歧容易容忍和理解，但是系统内部的分歧往往是不能容忍的，造成的后果也最严重，加剧了编目规则的混乱。全国联编中心主任、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编目部主任顾犇说，一个国家存在两个以上的图书馆系统编目中心很正常，像美国就是，但是国外的编目中心都是自发或者说是因为自身的需求成立的，而国内成立众多编目中心则是为了另立山头。“中国人就是喜欢另立山头。”顾犇如是说。
不同系统之间由于服务对象、资源等等不同，成立联编中心很正常，当然谈不上另立山头，而同一系统竟然存在三个性质相同的联编中心，也难怪顾犇会如此直言不讳了。但事实究竟怎样呢？据一位熟知上海图书馆情况的业内人士（这里不方便透露他的姓名）介绍，上海图书馆此举另有原因。从2000年开始，为了更好地进行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上海市成立了以上海图书馆为中心馆的上海市图书馆，涵盖了上海市所有的公共图书馆和部分高校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当然有成立联编中心的必要。这位人士承认，由于没有很好地向外界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以致于造成了误解。
且不管这种说法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试想一下，即便是上海图书馆向国家图书馆解释了他们成立联编中心的种种原因，两大联编中心的芥蒂仍然是存在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上海图书馆选择了沉默。顾犇说，当然，国家或者文化部也没有明文规定，说其他图书馆不能搞联编中心。搞联编中心的都是实力比较强的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如此，深圳图书馆同样如此。大馆制定规则，对那些实力不济的图书馆来说，只能是执行规则了。
规则过多
无据可依
但是怎么执行？规则多了等于没有规则。四川省图书馆编目部主任李璞坦言，公共图书馆系统有一个联编中心足够了，之所以会出现三个联编中心完全是利益使然，说白了是为了钱。湖北省图书馆采编部主任严国斌也这样认为。
全国联编中心成立之初是企业化运作，近两年才转变为事业化运作。虽说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并不表示不赚钱。严国斌说，没有哪个联编中心会傻到自己贴钱。像这次全国联编中心的研讨会，每位代表的会议费为380元，这380元包括食宿、旅游还有100多元的礼品，其实是不够用的，全国联编中心还需自己负担会议费，这个会议费从哪里来？国家图书馆不可能出，只能是全国联编中心的业务收益。全国联编中心的成员馆上传一条数据是3元，下载一条数据是0.3元。由于下面的图书馆技术能力不及国家图书馆，上传数据的量肯定会小于下载数据的量。但是，严国斌认为，全国联编中心要想挣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以湖北省图书馆为例，该馆同时是国图、深图和上图三家联编中心的成员馆，他们的一条数据可以同时上传给三家联编中心，但下载则可以只从一家下载，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对于一家联编中心来说，它的上传数据可能会非常多，但下载的数据却不多，这无形中会影响他们的收益。
像那些同时加入三家联编中心的成员馆一条数据同时卖给三家，似乎不那么地道，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其实不在于各成员馆，谁要他们同时存在三家联编中心呢？严国斌说，其实他们非常希望三家联编中心能够统一。三家联编中心使用的规则不一，不同的规则导致了不同书目数据的形成。在下载、上传书目数据的过程中，由于三家联编中心在使用规范、质量控制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各馆对下载的数据不得不进行较大幅度的二次修改，从而也陷入了图书馆界目前存在的“加入的编目中心越多，工作量越大”的怪圈。这是各成员馆所不愿意看到的。严国斌说，最好的模式是以国图牵头，无论是深圳也好、上海也好，都成为全国联编中心的分中心，在公共图书馆系统内形成统一的规范。但鉴于这中间牵涉到很多利益之争，因此这种模式要想实现非常困难。
困难重重
前景美好
严国斌所说的由国图去协调上图、深图的模式是大多数公共图书馆的共识。顾犇说，这种协调统一不是特别有必要，关键是特别难。比较公共图书馆系统的三大联编中心，国图的研发能力最强，其次是上图，深圳图书馆的研发能力要差很多。据顾犇介绍，他们也想与上海图书馆建立联系，但苦于没有机会和经费。
如果说连系统内都不能统一规范，不同的图书馆系统之间就更难了，难道统一真的就那么难吗？编目理论专家王松林就认为统一是不可能的，他引用国外一位图书馆学家的话说，惟独编目是永远存在缺憾的，允许分歧存在。
但分歧的底线是不影响用户的检索使用，而事实则是，目前图书馆在编目上的分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各图书馆的日常工作，对用户的影响虽然没有人去作深入调查，肯定也是存在的。
信息组织包括一个个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一个个数据库，一个个局域网。如何在这无垠的信息海洋中发现信息，整合信息，重组信息，建立信息与知识之间的联系，将之纳入一个巨大的有序系统，跨越各种障碍实现最大程度的共享，提供高精度的检索，已经成为了文献编目的重要任务。现实的需求促进了元数据的发展，元数据正在成为网络环境下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标准格式类型之一。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副主任谢琴芳据此认为，制定全国统一的图书馆编目规则是当务之急，而且不仅要考虑国内编目规则的统一，还要考虑规则制定的国际化问题。
社科院图书馆联机编目中心主任胡广翔一直热衷于推动国内图书馆编目规则的统一。他说，规则太多了没有好处，会极大地影响数据库的质量，而质量是数据库的生命，如果质量达不到最起码的要求，数据库就完了。他认为，统一规则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要通过人的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无所谓有高深的技术，完全是一个管理和协调的问题。他建议由权威部门主要是文献标准化委员会（简称“文标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文献编目与标引委员会来抓这项工作，他特别对后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说，学会在这方面工作不到位，学会年会虚的东西比较多，真正解决的实际问题比较少，他非常希望学会联系实际，多关注图书馆各项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大家呼声非常高的统一编目标准的问题。
胡广翔还向记者介绍了上世纪90年代图书馆界曾经召开过一次全国文献编目专家会议，当时各系统代表都来了，大家在会上按照起草的草稿一条一条过，连续讨论了三天，最后定下来一个结论文件，非常权威。“现在咱们完全可以借鉴那次会议的做法，各系统、各编目中心的专家坐下来，心平气和，互相让让步，统一完全是有可能的。”
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结束了，会议最大的成果或者说最广泛的共识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武汉宣言”，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研讨会体现了开放、平等和公平的原则，虽然“武汉宣言”暂时没有内容，却可以由全国各系统图书馆填写他们的呼声和需求，那就是建立一套国内通用的编目规则，从这一点来说，这次研讨会意义深远。
数据规范与质量亟待加强
专家纵论中盘商的MARC数据
现状
向图书馆提供免费的MARC数据是图书馆供货市场竞争的结果，目前，包括新华书店系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图书馆供货商都在向图书馆提供免费的MARC数据，国内几乎所有图书馆的采编部主任又都表示，提供规范的MARC数据是衡量一家中盘商的起码要求，因此，MARC数据的质量对中盘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云集了国内编目界几乎所有的专家以及众多的图书馆采编部主任，包括汪东波、富平、顾犇、谢琴芳、胡广翔等等，奇怪的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竟然没有一家中盘商参加，中盘商在图书馆供货市场上的急功近利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图书馆供货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不仅是中盘商，包括很多出版社在内都对图书馆的需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绝大多数中盘商在向图书馆推销自己时都保证能够向图书馆提供他们所需要的MARC数据，但记者从采访中得知，至少在目前，中盘商免费提供的MARC数据对图书馆而言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垃圾数据或者原始数据。这种情况不知道中盘商是否知根知底，但相信只要对图书馆的需求有基本了解的中盘商都应该知道。既然这样，中盘商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就不应该是MARC数据，而是其他的服务。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盘商就因此不应去提高MARC数据的质量。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全国图书馆编目各系统的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图书馆编目人员都来参加，这些人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与他们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对中盘商提升竞争力无疑有着极大的帮助。虽然相当多的图书馆已经实行了招标采购，中盘商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做好招标工作就可以了。如果只有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即便在招标中胜出，也终会被图书馆淘汰。无论如何，图书馆的需求是中盘商最应该关注的。
中盘商的MARC数据对图书馆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中盘商如何向图书馆提供规范的MARC数据？相信所有中盘商对这些问题都非常关注，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期间，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一些专家。以下是各位专家的观点，希望能够对中盘商们有所启发。
［专家观点］
中盘商数据对中小型馆用处大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主任
顾犇
国家图书馆无疑是国内最大的MARC提供商，国内很多中盘商都是国家图书馆的用户，中盘商从他们那里购买数据，然后再提供给其他图书馆。正因为这样，国家图书馆从来不用中盘商提供MARC数据。
顾犇说，相对于他们自己的数据，中盘商提供的数据比较快，也比较简单。在理论上，这些数据也是可以用的，像采访数据，但是他们的采访人员不愿意用。至于书目数据，编目人员更不愿意用。因为编目人员首先要找到这些数据，寻找一条数据的时间比他们自己做一条数据时间还要长，而且修改比较麻烦，远不如自己做省事。他觉得中盘商的这些数据对中小型图书馆可能比较有用。
中盘商数据质量有待提高
社科院图书馆联机编目中心主任
胡广翔
社科院系统联机编目工作正全面展开，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全国社科院图书馆联机联合编目系统的网络结构。目前，他们正在自己生产数据。据胡广翔介绍，国内中盘商提供的MARC数据他们一般不用，他们主要购买国家图书馆的数据。从1996年开始，国家图书馆每半个月会向他们提供一次数据。这些数据不仅社科院图书馆使用，社科院所属的各研究所的图书馆也都使用。当然，他们也在参考CALIS的数据。国外他们主要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图书馆进行联机编目合作。
胡广翔说，国内中盘商的MARC数据质量远远不如专门的编目人员做的数据好，他们要想做得更好，应该经常参加图书馆界组织的培训，当然那样成本就高了许多。中盘商都是公司运作的模式，在数据质量控制上不可能像图书馆那样细致，因此他们尽量不用，但是也作为参考，在中盘商所提供的MARC数据的基础上加工修改，将不必要的删掉，错的加以改正。
不奢望中盘商的数据质量很高
湖北省图书馆采编中心主任
严国斌
严国斌说，国内有几家大的中盘商，像人天、湖北三新、安徽儒林、成都四云、广东学苑、北京环图、北京天时等，其中人天、三新、四云和学苑做得比较大，每年的营业额都有上亿，人天甚至达到了2个亿。
这几家中盘商的MARC数据质量都还可以。像人天的MARC数据请国家图书馆的编目人员帮他们把关，安徽儒林找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帮他们做MARC数据，湖北三新则是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合作。严格来说这些数据质量都还可以，但是和图书馆比起来还是不行，尽管这些中盘商都请了图书馆的专家来把关，但是专家不可能每条数据都去验收。
据严国斌介绍，中盘商从事MARC数据生产加工的都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几乎都没经过培训就直接上岗，加工出来的数据对于图书馆来说是比较粗糙的，就好像毛坯房。他们的数据在6字段、3字段和7字段上都比较差。3字段属于提要项，对于一本书的提要，刚毕业的学生很难写得准确到位。6字段属于分类项，他们更不容易把握。
严国斌说，并不是图书馆主动要中盘商提供MARC数据，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其实他们也不奢望中盘商做的MARC数据质量有多高，因为做MARC数据是图书馆分内的事，倘若中盘商生产的MARC非常规范，图书馆的编目人员又干什么去呢？
0字段和1字段质量较差
四川省图书馆编目部主任
李璞
四川省图书馆也没有使用中盘商提供的MARC数据，李璞说，中盘商的MARC数据有些字段，像0字段和1字段都做得特别差。中盘商做MARC数据与他们做数据目的不一样，中盘商是为了销售图书，而他们则是为了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
